2025年12月5日至7日，备受全球肿瘤学界瞩目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亚洲年会（ESMO Asia 2025）在新加坡隆重举行。在大会的Mini Oral Session：Gastrointestinal Tumours专场中，香港天下仁心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香港天下仁心医疗中心肠胃及肝脏病科高级顾问医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廖家杰教授应邀作口头报告，首次公布了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接受Tremelimumab联合Durvalumab治疗的亚洲人群研究数据。该研究基于更贴近亚洲患者流行病学特征与疾病谱的样本，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为优化并推进本地区肝癌治疗策略的个体化与精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者按：2025年12月5日至7日，备受全球肿瘤学界瞩目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亚洲年会（ESMO Asia 2025）在新加坡隆重举行。在大会的Mini Oral Session：Gastrointestinal Tumours专场中，香港天下仁心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香港天下仁心医疗中心肠胃及肝脏病科高级顾问医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廖家杰教授应邀作口头报告，首次公布了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接受Tremelimumab联合Durvalumab治疗的亚洲人群研究数据。该研究基于更贴近亚洲患者流行病学特征与疾病谱的样本，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为优化并推进本地区肝癌治疗策略的个体化与精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议期间，本刊记者在现场特邀廖家杰教授进行深度专访，围绕该研究的核心发现、数据亮点及其临床意义展开交流，为读者呈现这一前沿进展背后的科研思路与实践价值。
01
《肿瘤瞭望》：您在本届ESMO Asia大会上公布了HIMALAYA研究在中国人群的疗效与安全性汇总分析结果。能否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这项最新分析的主要发现？
廖家杰教授：在本次ESMO Asia大会上，本人深感荣幸能够汇报此项研究成果。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人群，鉴于我国肝细胞癌的发病率较高且患者基数庞大，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与临床意义。由于最初的HIMALAYA研究受限于入组时间窗口，未涵盖中国大陆患者，故本次分析特别整合了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全部中国患者数据，旨在重新评估STRIDE方案（即采用单次高剂量Tremelimumab诱导联合Durvalumab，随后以Durvalumab进行维持治疗的策略）这一“双免疫联合治疗”策略的临床效果。
该方案基于双免疫检查点抑制机制，针对不可手术切除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展现出明确且显著的疗效，研究结果令人鼓舞。在生存获益方面，本次研究数据显示，患者的风险比（HR）优于全球III期试验数据：全球研究中HR为0.78，而中国人群HR降至0.6，提示中国患者在该治疗方案下可能获得更佳的生存优势。我们综合来自中国患者人群的数据，得出的结果有力支持将“双免疫联合治疗”列为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优先治疗选择之一，并为未来在中国人群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02
《肿瘤瞭望》：您认为STRIDE方案在中国患者人群中的获益进一步增强是否与特定基线特征存在关联？
廖家杰教授：是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且现有数据亦予以支持。在全球HIMALAYA研究中，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患者约占全部入组人数的40%。然而，该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其与本次所分析的亚洲及中国人群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差别体现在HBV感染相关肝癌的比例上：在本研究的中国人群中，近80%的肝癌病例由HBV感染所致，而在全球研究中，这一比例低于40%。因此，HBV相关肝癌的高发率可能是影响本研究结果的重要考量因素，并且这一特征完全符合中国的流行病学现实——我国绝大多数肝癌确由慢性HBV感染引发。
既往多项研究表明，由HBV引起的肝癌患者在多个维度上对免疫治疗的应答普遍较为良好，其疗效显著优于其他病因所致的肝癌患者。这对于中国患者群体而言是一项积极的信息。无论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或中国大陆，中国人群在种族与民族构成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文化背景及其他社会因素亦较为相近，因此本研究结果对于全体中国肝癌患者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值得补充的是，在HR方面，整体中国人群的HR为0.6；而在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亚组的数据更为优异，HR达0.44。统计学分析提示，由HBV感染引发的肝癌患者在接受“双免疫联合治疗”时的生存获益，可能优于由非病毒性因素所导致的肝癌患者。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中国人群在该治疗方案下的潜在优势，也为未来在中国制定精准治疗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03
《肿瘤瞭望》：在您的报告中，还公布了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患者的长期随访数据。这些长期生存结果对于当前不可切除肝癌一线治疗策略的选择有哪些新的启示与指导价值？
廖家杰教授：目前，“双免疫联合治疗”已显著改善了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生存状况。既往以索拉非尼（Sorafenib）为代表的靶向治疗在中国人群中的疗效并不及全球人群的平均水平。此次研究我们还同步公布了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亚组的五年生存率数据，结果显示其显著优于索拉非尼治疗组。具体而言，索拉非尼组的五年生存率仅为约3%，而在“双免疫联合治疗”方案下——即便是单用Durvalumab治疗，在中国人群中也展现出了优于索拉非尼的生存获益趋势。
结合中国大陆队列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数据，中国人群的三项生存指标同样表现理想，明显优于索拉非尼历史数据。与此同时，近期公布的CheckMate 9DW研究亦显示，采用此类“双免疫联合治疗”方案与索拉非尼或仑伐替尼（Lenvatinib）对照组相比，可显著且全面地延长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总生存期。
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中约有10%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这一比例令人鼓舞。客观缓解率亦显著提升。在真实世界实践中，已有患者在实现完全缓解后成功接受肝移植，并长期维持良好的生存状态。上述进展正在逐步改变临床对于既往难以治疗、不可切除肝癌的整体认知与应对策略。
回顾三十年前，不可切除肝癌基本意味着缺乏有效干预手段，患者往往只能被动等待病情进展。彼时若无法进行介入治疗，生存期极为有限。如今，随着全新治疗方案的出现，这一局面正被改写。这对于中国尤为重要——肝癌依然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因该病死亡人数超过35万，其中绝大多数为慢性HBV感染所致。新疗法为患者带来了切实的希望与更优的生存前景。
04
《肿瘤瞭望》：您本次报告的这些数据是否有望推动该治疗方案在中国大陆的获批进程？STRIDE方案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肝癌患者的一线优选治疗方案？
廖家杰教授：从数据层面来看，这一结论是明确的。此次分析特别纳入了中国大陆患者的数据，而最初的全球研究由于入组范围限制，并未涵盖如此大量的中国病例。事实上，无论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或是中国大陆，中国人群在种族与民族起源上具有同源性，因此在研究设计与结果解读上可视为同一整体。通过加入中国大陆扩展队列，本研究的中国患者样本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从而使数据基础更为坚实，并可对全球研究的疗效与安全性结论进行再次验证。这对于中国人群的肝癌治疗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肝病专科医生，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常会遇到发病年龄较轻、且处于终末期的不可切除肝癌患者。在过去，这类患者若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往往只能被动等待病情进展乃至死亡；即便无法进行介入治疗，预后亦极差。如今，随着全新治疗方案的出现，我们至少拥有了可供选择的策略，并且正逐步迈入一个能够对肝癌实施有效控制的阶段。部分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甚至可实现完全缓解，这无疑是可喜的进展。
展望未来，我们仍需在多个科学问题上持续探索，例如如何更好地管理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如何进一步提升疗效，以及在何种临床情境下优先选用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或“双免疫联合治疗”等。上述各方面的决策均需依托大规模数据的系统整合与深入分析，而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数据挖掘与模型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制定更为精准的治疗策略。
廖家杰教授
香港天下仁心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香港天下仁心医疗中心肠胃及肝脏病科高级顾问医师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MBBS）（1987）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MRCP）（1990）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FHKCP）（1995）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肠胃及肝脏科）（FHKAM）（1995）
香港大学医学博士（2001）
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FRCP）（2004）
伦敦大学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FRCP）（2006）
美国肝病研究学会会员（FAASLD）（2015）
曾任中国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助理院长、肠胃及肝脏科临床教授、亚太肝病学会主席
曾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杰出研究成果奖、解放军总后医疗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最高荣誉奖项Okuda-Omata杰出成就奖等
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消化道及肝病的权威之一，在New Engl J Med，Lancet，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0多篇，H指数为95
现任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资深常务委员
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乙肝再激活指南委员会和新冠肺炎（COVID-19）工作专家组主席、乙肝指南委员会联合主席、丙肝和肝癌指南委员会委员和网络研讨会项目负责人
现任亚太消化性疾病联盟（APDWF）管治委员会委员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52号